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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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簡稱為中共,也簡稱為共产党或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執政黨、世界第二大政党[d]。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为习近平。该党创立于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時期,由陳獨秀和李大釗等领导组织,於1920年8月草创,自称社会党,1921年7月23日正式成立共产党,1922年加入共产国际接受指导和援助,并与中國國民黨合作,共同发起国民革命运动。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後,两黨进行了長達10年的军事斗争。1930年代起,中國共產黨逐渐摆脱共产国际的影響,改由以毛泽东为首的本土派掌权,随后于1931年成立了中國第一个由共产党建立和执政的苏维埃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与国民黨进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组建并领导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中擊敗中国国民党及其领导的中華民國國軍,進而取得中國大陸地區及其絕大多數沿海島嶼的統治權,於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唯一执政党至今。自1980年代開始,中國共產黨開始排除意識形態問題和许多非共產主義的政黨建立关系。1989年东欧剧变和1991年蘇聯解體後,中國共產黨開始加强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的交流,並且繼續維持和世界各地非執政黨的共產黨聯繫。《辞海》将中国共产党描述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11]。
中國共產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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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标志 | |
簡稱 | 中共 共产党、党(非正式) |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 习近平 |
中央政治局常委 |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 |
创始人 | 陈独秀、李大釗 |
成立 | 1920年8月(社会党) 1921年7月23日(102年249天) (中共一大开幕) 7月1日 (建黨紀念日[a] ) 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公馆 (今 中国上海市黄浦区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中國浙江省钱塘道嘉興县鴛鴦湖(今 中国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湖紅船) |
合并自 |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等8个共产主义小组[2] |
总部 |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中南海 |
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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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庫 |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 |
青年组织 |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
学生组织 |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 |
先锋组织 | 中国少年先锋队 |
妇女组织 |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
工会组织 | 中华全国总工会 |
軍事組織 | |
教育组织 | 中共中央党校 |
党员 (2022年底[3]) | 9,804.1万[3] |
意識形態 |
历史上 |
政治立場 | 第三位置(事实上)[6][b] |
宗教信仰 | 无神论 |
国内组织 | 统一战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
国际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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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號 |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党歌 | 《国际歌》(事实上) |
官方色彩 | 红色 |
全国人大 | 2,065 / 2,918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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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 | 117 / 173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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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 | 859 / 2,158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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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政府首长[c] | 240 /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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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 | |
中国共产党党旗 | |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 政党 · 选举 |
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架構主要基於民主集中制,主張應共同維護已獲得共識的政策。中國共產黨最高機構是全國代表大會,每五年召開一次。中央委員會作為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的核心權力機構,每年至少召開一次全体會議。因此,多數職權和日常工作都由中央政治局和其常務委員會掌握。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中共中央總書記近年来開始會同時擔任負責政治事務的中国国家主席(虚位元首)和負責軍事事務的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自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至今担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12]。截至2022年年底,中國共產黨共有9804.1万名黨員、基层党组织則有506.5万个[13]。
中國共產黨始終宣稱其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并將自身視為代表工人階級領導工農聯盟和統一戰線的政黨。其中《中國共產黨章程》指出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意识形态[14],並將中國共產黨表述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义。」[15][16]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行动指南[17]:3698。在毛澤東时期,中共以苏联为师,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計劃經濟體制。此后中共提出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过于激进的经济政策;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革结束后,中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调整了党的路线,要求实事求是,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鄧小平等人认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决定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此后邓主导了改革开放,改变缺乏弹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从而发展所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至今[18][19]。
1920年9月1日,党派名称最早在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的《對於時局之我見》中稱為「社會黨」,後來改稱為「共產黨」[20]。在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留學法國的蔡和森在給毛澤東寫的兩封信中詳細地研討了共產黨問題,並且首先提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它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對此他在考察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等歐洲各國共產黨後提出具體的建黨步驟,其中包括宣告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20]。而當時人在上海市的陳獨秀與人在北京市的李大釗、張申府也通過信函討論名稱問題,最後決定採用「共產黨」作為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名稱[20]。中国共产党的党歌事实上是《国际歌》,但並未正式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21]。
中國共產黨早期發展時並沒有設計統一官方標準的標誌,而是允許個別黨組織參考蘇聯共產黨製作標誌[22]。1942年4月28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下令制定統一的官方標誌,在決定中提到「中共黨旗樣式寬闊為三與二之比,左角上有斧頭鐮刀,無五角星,委託中央辦公廳制一批標準黨旗,分發各主要機關」[22]。
後來在官方标准中斧頭效仿苏联方面的规范而被替換為锤头,即使用至今的“鐮刀锤头”图案,同时規定標準黨旗橫120公分、豎80公分,在左上角的中心(距離邊界4分之一的長度和寬度處)設計有直徑30公分的黃色鎚子和鐮刀。旗杆左套為白色並且寬6.5公分,這寬度也就是旗幟橫長十八分之一。1945年4月23日,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豎立鎚子鐮刀標誌的中國共產黨黨旗,但各機關仍偶爾使用「斧頭鐮刀」標誌。
中國共產黨黨旗採用紅色背景視為象徵革命、鎚子鐮刀象徵工人和農民的工具,黃色標誌則象徵光明,這也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代表人民群眾及其利益[22]。發展至今日中國共產黨黨旗具有5種尺寸,其尺寸分別為橫388公分,豎192厘米(1號);橫240公分,豎160公分(2號);橫192公分,豎128公分(3號);橫144公分,豎96公分(4號);橫96公分,豎64公分(5號)[22]。1966年9月2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製《中國共產黨黨旗黨徽製作和使用的若干規定》,其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的黨徽黨旗是中國共產黨的官方符號和象徵[22]。之後則于2002年11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在新增加的第53條中提到:「中國共產黨的黨徽黨旗是中國共產黨的象徵和標誌。黨的各級組織和每一個黨員都要維護黨徽黨旗的尊嚴。[23]」2021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进一步明确了党旗和党徽的制作、使用等有关规定。并在其附录中对党旗、党徽的制作标准及方法进行了详细说明[24]。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17]:3698。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共產主義思想传入中國。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宣告成立,鼓勵全世界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進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25]。五四運動中,中國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等激進意識形態開始与社会運動結合[26],許多学者於中國各地建立起共產主義研究小組[27]。其中,陳獨秀是首位公開支持列寧主義與世界革命的中國知識分子[28]。1920年4月,新成立的俄共(布)远东局派遣吳廷康等人作為代表前往觀察中國狀況,计划在上海建立第三國際東亞書記處並且在中國組建共產黨[29]。吳廷康隨後在翻譯楊明齋陪同下先是前往北京與李大釗會面,之後則到訪目的地上海,和陳獨秀共同商討建黨問題。同年8月,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俞秀松等人在上海組織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並且推選陳獨秀為書記,後來在上海組建的这個中國共產黨組織被稱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中国学界一般将它的成立,视为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次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剛組建的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並開始運作[30]。
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後,實際上成為中國各地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1920年10月,李大釗、張申府和張國燾發起成立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並且由李大釗擔任負責人。此后,羅章龍、劉仁靜、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范鴻劼、張太雷等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員先後加入。儘管李大釗和陳獨秀就是否要在中華民國政壇從事政治改革之論點有所差異[31],然而兩人都把俄國十月革命作為開創性的行動,認為它預示著許多被壓迫的國家即將進入新的時代[31]。1920年秋季,施存統、周佛海在日本建立旅日共產黨早期組織,由施存統為負責人。同年秋冬之際,毛澤東、何叔衡等人在長沙以新民學會骨幹為核心,秘密組建共產黨早期組織。1920年年底至1921年年初,王盡美、鄧恩銘等人則在濟南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1921年春季陳獨秀聯合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等人重新組建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並且先後由陳獨秀和譚平山擔任書記。同一年張申府、周恩來、趙世炎、劉清揚等人在法國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學生組成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並以張申府為負責人。中国当代学术界,将这八个小组视为中国共产党的启始阶段,统称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這些在各地成立的共產主義小組最早參考了列寧所提出的先鋒主義運作[32],並且被蔡和森等學術界視為中國共產黨的雛形[33]。這些共產主義工作小組成員有組織且有計劃地擴大有關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宣傳,並且批判各類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同時還在各個地方還發起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創辦工人刊物、開辦工人學校,並且領導工人成立工會以發動工人運動,這些進一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工人運動的結合。其中在1920年9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把《新青年》雜誌改為自身公開刊物,同年11月又創辦了在中國各個主要城市秘密發行的《共產黨》月刊。新青年出版社還翻譯《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以及發行多份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小冊子。各地共產主義小組也積極創辦了以工人為主要讀者的通俗刊物,藉此對工人進行階級意識的啟蒙教育,這包括有上海發行的《勞動界》,北京發行的《勞動音》和《工人月刊》、濟南發行的《濟南勞動月刊》、廣州發行的《勞動者》等。各地共產主義小組以此為基礎積極深入工人群眾,進而舉辦工人夜校和建立工會組織,同時還在各地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
從1920年開始,有關共同組建團體以改革中國社會的思想成為普遍的共識[34]。1921年6月第三國際派遣馬林等人前往上海協調召開全國代表大會,進而组建中國共產黨。1921年7月23日,來自中國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等地和日本的13名共產主義小組代表與2名第三國際代表全部抵達上海法租界召開代表大會[35]。7月30日,上海會場遭到警方搜查[35],會議地點轉往浙江嘉興的嘉興南湖一艘遊湖船上進行[35]。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建立中國共產黨以及其宗旨和原則等決議,並且制定有關工作機構和工作計畫的臨時性綱領。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還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三人組成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局為領導機構,分別由陳獨秀擔任書記一職,而張國燾和李達分別負責組織與宣傳工作[35]。在1922年7月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明確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同時還通過加入共产国际而成為其分支機構的決議,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導。其中中國共產黨將自身定位在實施列寧主義路線的共產主義革命政黨,同時作為左派政黨而與當時其他右翼政黨爭奪政治權力[36][37]。當時中國共產黨發展初期絕大部分運作經費是由總部設在莫斯科的第三國際所提供,其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份而接受第三國際的指揮[38]。而後者提供的資金來源除了美元和盧布外,還包括有貴重的珠寶、鑽石、鴉片等[38]。1923年1月12日,第三國際作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的決議》[39][40],系統性地闡述了對於國共合作問題的指導性意見[41]。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全體中共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並與中國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隔年1月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同樣也確定了「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之後10名中國共產黨黨員入選成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或者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至此形成第一次國共合作關係。但是當孫中山於1925年3月逝世後,蔣中正開始排斥中國共產黨。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後,國共關係陷入緊張[36][37]。1927年,蔣中正率領部隊進駐當時由共產主義武裝成員控制的上海[42],并於1927年4月12日發起大規模捕殺中國共產黨黨員和支持人士的四一二事件[42][43][44]。之后蔣中正試圖進攻武漢,但是遭到中國共產黨將領葉挺軍隊的阻攔[45]。與此同時,蔣中正許多盟友張作霖、何鍵等也开始打擊中國共產黨[46][47][48]。在這次清黨过程中,中國共產黨党员人数从25,000多名锐减至10,000人[48]。清党初期,中國共產黨仍支持武漢國民政府,但在7月12日后則遵照第三國際的指示改組中央領導機構,退出國共合作統一戰線[48][49][50]。7月15日,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宣布停止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開始清除所有原本在中國國民黨內部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51]。
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將領周恩来、叶挺、贺龙、朱德率領部隊发动南昌起義[52]。由于不斷遭到國民政府部隊的攻击而被迫南撤至汕頭,最後被趕至福建省边區[51]。隨後中國共產黨於8月7日召開八七會議,確定武力奪取政權的方針。隔天,汪精衛在武漢下令處決中國共產黨黨員。9月,中國工農紅軍的毛澤東以長沙為據點,在湖南省、江西省發動秋收起義[53]。在9月15日認定進攻長沙失敗後,他率領1,000多名倖存者往東前往位於江西省的井岡山[53][54][55]。12月11日,中國共產黨發動廣州暴動並且宣布成立蘇維埃政府,但隨即被張發奎率兵鎮壓[56][57]。1928年4月28日,朱德的南昌起義部隊與毛澤東的秋收起義部隊在江西省井岡山會師,並於1928年5月合併組建為中國工農紅軍。後來中國共產黨便在其軍隊勢力範圍內展開土地改革,並與國民政府派遣的國民革命軍在1930年至1934年間發生5次反圍剿戰爭。另外在黨內自身政治結構上,1927年8月13日時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機構發出第44號通告,進而發起反對托洛斯基主義鬥爭外。而中國共產黨原先在城市的組織系統遭到破壞也促使得黨內制度的變革[58],除了原本作為革命組織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確立採取民主集中制,並建立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而由其成員擔任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58]。這樣的改組結果增加中國共產黨內部的集權狀態[58],同時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含原先實際掌握權力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各個層面有所重疊[58]。1929年中國和蘇聯因為中東路事件而在中國東北地區爆發戰爭,陳獨秀等人因為反對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武裝保衛蘇聯」方針而被開除黨籍。自此中國共產黨內部早期知識派系因而失勢,爾後陳獨秀於1931年5月1日在上海托洛斯基主義組織统一大会上成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總書記[59]。而在陳獨秀遭開除黨籍後,1929年至1930年則由李立三實際掌握政黨組織[58]。但是李立三的一連串錯誤決策反而讓中國共產黨一度接近瓦解狀態[58],之後第三國際開始積極介入並且在1930年取得主導權[58]。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國共產黨在蘇聯支援下於11月7日在江西省瑞金縣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其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該區頒布憲法以及發行貨幣,並且在隔年10月召開的寧都會議上解除毛澤東的軍權。不過在1934年第五次圍剿戰爭爆發後,中國工農紅軍主力被迫從瑞金縣撤退展開長征,期間與國民政府部隊多次交火而損失慘重。此時一連串與中國國民黨為首的國民政府部隊的衝突,使得中國工農紅軍內部被迫重組,主要由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部門負責領導和監督部隊[58];並且自1934年5月開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作為當時為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圈[58][60]。
1935年1月,長征途中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在遵義市召開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擴大會議,博古和李德的軍事路線遭到毛澤東等人批判。會議結束後毛澤東重新獲得軍事領導權,並且和周恩來與王稼祥確立為軍事最高領導[61]。儘管當時政黨事務依然由第三國際所掌控,然而這時毛澤東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非正式領導者,而擔任正式主管的周恩來和張聞天則成為他的非正式代表。同年8月時,在毛兒蓋召開的沙窩會議上確立由張聞天、毛澤東和周恩來擔任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圈。到了同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抵達陝西省延安市,與部署在陝北紅軍會合。1936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在甘肅省會寧縣會合,長征宣告結束[62]。而在1936年5月時,中國共產黨遵照蘇聯「聯蔣抗日」的明確裁示,由中國工農紅軍在陝北地區提出「逼蔣抗日」的方針,呼籲中國國民黨中央高層「集中國力,一致對外」。同年12月爆發西安事變,蔣中正因而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要求[63]。1937年7月日本發動七七事變,中國抗日戰爭因而全面爆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隨後暫緩衝突,針對日軍入侵中國組成統一戰線[64],進而展開第二次國共合作[65]。同年8月22日,陝北地區的中國工農紅軍納入國民革命軍而改編為八路軍;到了10月,位於南方的中國工農紅軍游擊隊整編為國民革命軍的新四軍。儘管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在名義上維持合作關係,但是在1940年時雙方便結束所有合作關係[64]。原因在於儘管正式結為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利用這次機會擴大和發展自身獨立的根據地,進而為之後可能與中國國民黨間爆發的戰爭做出準備[66]。為此中國國民黨自1939年開始限制中國共產黨的擴張[66],但這導致中國共產黨的部隊和中國國民黨的軍隊間經常發生衝突[66]。但是由於雙方不希望在面對日本入侵時爆發內戰,使得有關的衝突一度逐漸減少[66]。
自1940年代開始,中國共產黨內部意識到要摆脱外國勢力的影響才能取得政權[67],因此展開整風運動,排除以王明為首的第三國際代表在黨內的影響,將毛澤東的理論與原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視為指導思想[68]。自1943年開始,中國共產黨積極擴大自身的根據地[66]。通过1945年《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的領導地位,當選首任中央委員會主席。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國共兩黨经过談判,於10月10日簽署《雙十協定》[69]。隔年雙方則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並通過和平建國綱領等5個決議案,表示同意共同實現民主憲政。之後雙方分別在1946年2月底達成整軍方案,以及在同年3月底達成《東北停戰協定》。不過直到1946年6月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間的和平談判結束為止,雙方並沒有達成實質效力的共識[69]。而當時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軍比起中國共產黨部隊的兵力還要多出3倍,因此在整體軍事實力上來說似乎更佔優勢[69]。這使得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政府在美國和日本合作下,很快便重新接收中國絕大部分地區[69]。然而,儘管當時中國國民黨轄下的國民革命軍擁有200萬兵力,但是仍然無法擊敗較為弱勢的中國共產黨部隊,也遲遲無法重新取得中國共產黨作為據點的農村地區[69]。大約在同一时期,中國共產黨部隊則得到了来自蘇聯的援助,並且大规模地向东北地区扩张势力[69]。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期間,中國國民黨所控制的主要城市數量大幅增加,其中甚至还包括曾被中國共產黨作為總部的延安市[69]。然而,中國國民黨並沒有因此獲得更多優勢,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已經戰術性地撤離城市,並且轉而煽動居住在城市的學生和知識份子等人發動抗議行動,進而抨擊中國國民黨為首的政府發動內戰,而對此中國國民黨則往往大力鎮壓民眾作為回應[70]。在此期間中國國民黨內部的各個派系開始與蔣中正為首的執政派系爆發權力內訌,反對蔣中正在中國國民黨黨內實施專制統治,這削弱了中國國民黨應對中國共產黨攻擊的能力[70]。其中在國民大會召開期間,當時由中國國民黨所主導的國民政府下令停戰,但是後來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雙方仍然因為《中華民國憲法》通過事宜而決裂。儘管國民政府也應美國政府代表馬歇爾的要求呼籲中國共產黨與之和談,但是中國共產黨南京市代表陸定一拒絕這建議,自此國共談判完全破裂而使得第二次國共內戰爆發。1947年7月至1948年8月期間中國共產黨開始發起有限的反攻行動[70],並將目標明確訂為從華中地區發展至華北地區,以及重新收復中國東北地區[70]。而當時中國國民黨率領的國民革命軍本身則出現大量軍人逃兵,其中在1948年中華民國國軍從原先有的200萬人兵力減少至100萬人左右。1948年9月至1949年6月,中國共產黨憑藉三大戰役和渡江戰役基本上消滅中華民國國軍主力部隊,進而讓中國國民黨掌管的地區面積快速減少,中華民國政府在中國大陸的統治權則逐漸喪失[70]。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市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自稱為新中國[70]。此后,中國共產黨逐渐占領中國大陸和絕大多數沿海島嶼,迫使以中國國民黨為首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同年12月撤往臺灣地區。而此時中國大陸由毛澤東以及其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統轄,主要依照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所建立[71]。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國人民志願軍前往朝鮮半島參與韓戰,直至1953年朝韩雙方簽署停火協議。中國共產黨在1951年時發起三反五反運動,並且在隔年提出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後宣布成為社會主義國家。1956年推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過到了1957年發起了整頓思想的反右運動,並因為國內階級鬥爭形勢估計過於嚴重而被嚴重擴大,大批知識分子因而被劃成右派成員[72]。1958年至1960年,中國共產黨發動主張「超英趕美」的大躍進,反而造成國民經濟的倒退和大饑荒的發生。其中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因為彭德懷等人的異議而下令發動反右傾運動[73],進而造成社會經濟陷入困頓,並且一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會召開後才得以制止。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因為意識形態差異而宣告决裂[74]。
此時期毛澤東主張儘管社會主義革命似乎獲得成功,但是社會內部的階級敵人仍然持續存在,加上與國家主席劉少奇等人的矛盾加深,進而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之觀點。1966年2月3日,中國共產黨透過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發表《二月提綱》[75],文化大革命正式展開[76]。在這之後引起長達10年激烈的一系列政治鬥爭,並且對中國社會、文化和古蹟造成嚴重破壞,經濟停滯不前,人民生活陷入困苦,直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及四人幫遭到瓦解,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方告結束。
1976年毛澤東逝世並逮捕四人幫成員後,華國鋒和鄧小平為了取得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權而爆發權力鬥爭[77],最後由鄧小平一派贏得鬥爭而掌握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權[77]。其中鄧小平聯合陳雲和李先念推動改革開放政策,並且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觀念[78]。為了扭轉毛澤東極左派政策所帶來的影響,鄧小平認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可以排除資本主義思想而採納其市場經濟政策[79],並且在中國共產黨仍維持其自身政治權力的情況下,透過政策的轉變帶來顯著的經濟增長[26]。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中國共產黨放棄階級鬥爭方式而轉向改革開放,並且逐步建立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黨內之領導地位[80]。1979年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邊境問題而與同樣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越南爆發中越戰爭[81]。
1981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中華國鋒被迫辭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鄧小平在中共黨內的領導地位得到確立[82]。不過為了解決中國共產黨內部的資深黨員安排問題,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和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設立了2屆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領導下的中央顧問委員會[e][83]。然而鄧小平所提出的新思想很快遭到毛澤東思想支持者與政治自由化支持者質疑,同時改革開放政策也引發許多社會問題[84]。其中在1986年時中國社會便因為許多社會因素而爆發許多學生運動,並且於隔年年初使得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為被批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职,由赵紫阳接任[85]。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發學生和群眾的悼念活動,進而促使大規模學生示威活動[86]。面对示威中出现的种种群体行为,中國共產黨機關報《人民日報》於4月26日發布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指責此次事件為「動亂」並且表示應該採取堅硬措施以制止動亂,随后部分激进学生绝食抗议使局勢升級[87]。5月19日晚間,國務院決定在首都部分地區實行戒嚴,不過戒嚴部隊被許多北京市市民阻攔而未能入城[88][89]。最终中國共產黨高層和中央軍事委員會決定採取強硬措施,并於6月3日晚间派遣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天安門廣場實行武力清場。途中軍方與群眾和學生爆發流血衝突,军队开枪射杀了很多平民,反抗的平民也导致了十四位军人的死亡(平民和军人的死亡人数至今仍有很大的争议),清场行动引來西方社會的全面譴責[90]。
在示威运动結束後,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召開。在會議中決定撤銷趙紫陽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等職務,由江澤民接任,確立其黨內的領導地位,並且建立包括李鵬、朱鎔基等人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91]。而儘管此次示威一度使改革開放政策暫緩,1990年代初期有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政策重新獲得施行,這讓鄧小平的經濟學觀點重新獲得重視[92]。199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小平所提出的觀點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章程》,與原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同樣列為指導思想[93]。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繼承鄧小平在1980年代「最高領導人」的位置,並延續後者絕大部分政策[94]。隨後江澤民則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主張中國共產黨應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以及要眾多人民的基本利益;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共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提出可以吸納民營企業家加入中國共產黨[95]。200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三個代表思想獲得批准並修訂至《中國共產黨章程》中,並且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方針[96]。在三個代表思想中,透過制定理論的方式讓民營企業家和入境資產階級分子得以合法加入中國共產黨[96]。2002年11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召開,胡錦濤當選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而接替江澤民黨內最高領導人位置,並且和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等人組建第四代中央領導集體[97][98]。
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重點放在集體領導上,而反對單一個人在政治體系中佔有主導地位[98]。由於過去中國政府主要注重經濟增長,反而促成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發生。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胡錦濤提出在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這兩個主要思想[99]。其中科學發展觀在2007年10月21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列入《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版中[100],但一直到2012年11月14日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才視為指導方針[101]。胡錦濤在2012年1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上卸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和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並且由新選出的習近平接替這兩個職位[102],之後與李克強等人組建第五代中央領導集體[103]。習近平上任後不久便展開數十年來最為積極的反腐敗工作,但與此同時開始整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作為最高領導人的權力,這使得外國評論家認為其破壞集體領導制度、而朝向毛澤東的個人獨裁統治方式[104]。在2017年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105],由此习近平成为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第三位将自己的名字写进党章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
中國共產黨創建之初便以蘇聯共產黨為榜樣,採取了蘇聯共產黨的組織模式,後來也接納了列寧的「黨的領導體制」和史達林的「無產階級專政體制」理論和實踐經驗[106]。在政治體制建設方面基本上則是採納了史達林主義[107],也就是在每個非共產黨機關內部都設有嚴格服從共產黨的組織,並且建立了共產黨中央對国家的一元化領導制度[108]。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政府均设置了党委会。1958年,中共中央成立直屬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中央財經、政法、外事、科學與文教小組,小組組長基本上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擔任[109]。今日中國共產黨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機關、人民團體、經濟組織、文化組織等机构中設有黨組,作为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110][111]。
中國共產黨同時也提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也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與8個民主黨派合作和協商,進而組成統一戰線[112]。這些政治協商必須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主要參與成員還包括有群眾組織、民主黨派以及各個行業的代表[112]。而在其政治制度理論上,透過正式協商制度能夠有助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飾物等各個層面的基本政策成形[112]。對此中國共產黨與其他政黨的互動關係,則主要建立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基礎上[112]。中國共產黨還將這一協商過程制度化而成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12],並且要求所有統一戰線成員支持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並持續支持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112]。這使得一些人认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實際上並沒有任何權限[113],而有關的討論內容也都是受到中國共產黨所監督[113]。
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原則採取民主集中制,並且基於民主和集中(英语:Centralized government)兩個原則而成,其中官方所指稱的民主主要是「社會主義民主」或者是「黨內民主」[114]。而有關民主集中制的討論,自從192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便一直視為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原則[114]。其中在《中國共產黨章程》中提到:「黨是根據自己的綱領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組織起來的統一整體。[114]」而毛澤東曾經表示民主集中制是「將民主和集中兩個似乎相衝突的東西,在一定形式上統一起來」,認為藉此結合能夠處理民主和集中之間的內部矛盾,同時民主集中制在自由和紀律協調上更具優越性[114]。
其中在《中國共產黨章程》中提到:「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的領導。黨要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要求,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16]」而當前中國共產黨表示民主同時是中國共產黨自身與社會主義重要的生命線[114],但是認為要實現且正常運作民主,可行的方法唯有實施集中制度[114]。中國共產黨主張民主得以使用包括集中制度等任何形式展開,並且認為如果沒有集中制度就將會失去秩序[114]。對此中國共產黨依據毛澤東對於民主集中制的觀點成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認為這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只有這個制度,才既能表現廣泛的民主,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高度的權力;又能集中處理國事,使各級政府能集中地處理被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所委託的一切事務,並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動。[114]」
當前中國共產黨理想上認為應當透過集體領導以盡可能削減個人權力,經由一致協商的方式而做出決定[115]。這概念最早緣起則可以回到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派系,主張共產黨的領導高層是由多人共同決策而成[116]。其中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全體成員都處於平等地位,每位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往往作為一個部門的非正式權力代表,然而他們所擁有的決策權力皆相同[115]。在毛澤東統治時期便是由他控制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另外分別還有掌握情報調查機關的康生以及掌握國務院、外交部的周恩來與掌握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鄧小平[115]。
不過儘管每個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在理論上的權力關係相同,但實際上仍然會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排列其名次[115]。同時雖然中國共產黨主張並沒有選出正式的領導人領導,但是每個領導集體中仍然會有重要的領導人物帶領其他核心成員;自1990年代開始,同時掌握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者,往往便是該領導集體最為重要的領導人物,其中黨總書記和軍委主席的職務掌握實權[117]。在過去鄧小平擔任最高領導人時期,中國共產黨內部核心成員和領導集體並沒有什麼區別[118],而在實際情況下核心人物往往不參與集體領導制度[118]。然而集體領導制度發展到江澤民之後,中國共產黨開始大力推廣責任制度,並且在中國共產黨的官方聲明中改稱作「集體領導核心」,但胡錦濤開始,最高領導人改稱為「以某某(最高领导人)同志為總書記」[118]。在2016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明确确立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119]。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之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委員和常委被規定要向中共中央總書記述職。2018年3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首次審閱各中央政治局委員提交的報告,他又向各政治局委員提出重要要求[120]。
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权力机构的最高领导人,在中共建党以来经历过多次变改[121][122]:
-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1921年-1922年)
-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2年-1925年)
-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主席(1943年-1956年)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45年-1982年)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25年-1943年,1982年至今)
肖像 | 姓名 | 任期开始 | 任期结束 |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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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 | 1921年7月31日 中共一大选举产生 |
1927年7月12日 被停職 |
陳獨秀於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並任中央局書記。1922年7月23日由中共二大選舉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1925年1月11日由中共五大選舉為首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 |
張國燾 | 1927年7月12日 陳獨秀被停職 |
1927年8月7日 八七會議 |
實際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內的1927年8月1日,以周恩來、朱德等為首的前敵委員會成員發起南昌起義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及其前身。
在任期間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被停職。 | |
瞿秋白 | 1927年8月7日 八七會議 |
1928年7月19日 | 八七會議上總書記陈独秀被免職后,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 | |
向忠發 | 1928年7月19日 中共六届一中全会选举 |
1931年6月22日 被中國國民黨逮捕處決 |
期間蔡和森、李立三、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先後實際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 |
王明 | 1931年6月 中央政治局選舉 |
1931年9月15日 | 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後實權由以王明為首的國際派掌握。6月,總書記向忠發被中國國民黨逮捕後遭處決,王明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代理中央總書記主持中央工作。 | |
博古 | 1931年9月15日 代理中央總書記 1934年1月15日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為正任中央總書記 |
1935年2月5日 | 1931年9月,博古接替赴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明,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 | |
张闻天 | 1935年1月15日 遵义会议选举产生,於同年2月5日接受中共中央總書記印璽[123] |
1943年3月20日 | 遵義會議決議由朱德和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1936年12月7日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从1943年3月20日开始,总书记就不再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 | |
毛泽东 | 1943年3月20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 |
1976年9月9日 逝世 |
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书记处主席,1945年6月起出任中央委员会主席。領導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取得最終勝利,於1949年10月1日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 |
华国锋 | 1976年9月9日 毛澤東逝世 1976年10月7日 懷仁堂事變後接任黨主席,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
1981年6月28日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閉幕 |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出任中央委员会主席,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上正式当选為中共中央主席。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辭去主席職務。 从1980年2月开始,主席就不再是中央书记处负责人。 | |
胡耀邦 | 1981年6月28日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閉幕 |
1987年1月16日 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請辭 |
1980年2月开始担任中央书记处负责人,1981年6月至1982年9月担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后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1987年1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辭去總書記職務。在職期間由中共元老鄧小平擔任實際最高領導人。 | |
趙紫陽 | 1987年1月16日 代理職務,同年11月1日正式就任 |
1989年6月24日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閉幕 |
因同情學生運動在1989年5月19日被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元老暫停職務,同年6月24日被免職。 | |
江泽民 | 1989年6月24日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产生 1989年11月9日 接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
2002年11月15日 辭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
1989年6月24日接任赵紫阳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職務。
1989年11月接任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職務。 | |
胡锦涛 | 2002年11月15日 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
2012年11月15日 | 任期届满后一并辭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唯一主動「裸退」的領導人。 | |
习近平 | 2012年11月15日 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
現任 | 2012年11月接任胡锦涛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先后于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和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上连任。 |